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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当代意识戏曲怎么抓住今天的观众?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18-05-08   

晋剧《布衣于成龙》剧照

  “ 《布衣于成龙》 2015年推出后,我们下乡演出观众是拒绝的,他们要看传统戏,可是去年下乡到太原北营时,观众点戏要看《布衣于成龙》 ,可没想到8点开演,帽儿戏刚结束,本戏还没开演就停电了,开始台下很嘈杂,后来就没有那么乱了,我特别失落,心想完了,等的时间越长观众越少,不敢看台下,将近11点终于来电了,拉开幕布,一出场我就出戏了,台下观众坐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动,尤其坐到最前面的是老人,演完后,他们还要看我卸装后的清唱,那天晚上我真的没睡着,我想是什么能让他们在那么乌漆麻黑的露天场地中坚持等了两个多小时? ”日前在北京大学,由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文化局主办,山西省剧协、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承办的春华秋实——晋剧《布衣于成龙》与中国戏曲的创新性实践座谈会上,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剧协主席、“于成龙”的扮演者谢涛动情回忆的一次演出经历,让与会者动容感叹的同时,或许还传递出更多值得深思的信息:戏曲怎样保持其古老的魅力?该剧作为新编历史晋剧何以赢得今天的观众?戏曲创作如何满足大众的渴望?……正如黑暗中童叟无言默默等待形成的某种隐喻,戏曲人要如何努力才配得上老百姓恒久的期待?也许正是带着强烈的提升渴望与使命意识,在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晋京展演后,该剧迅速集结解玺璋、方李莉、王达敏、李玫、刘平、吴思敬、张颐武、沈湘平、杨浪、陶庆梅、唐凌、蒋一民、杨晓华等首都文化文艺界专家学者与范世康、郑怀兴等剧作方代表一起,以该剧为切入点,希望跳出戏剧圈,从大文化和美学等广泛视角,观照当代戏曲创作实践,探讨创新的有效路径。
  阐旧邦以辅新命
  创新是戏曲传承发展的关键词,更是在当下大众文化强烈冲击、多元娱乐抢滩文艺市场的环境中,传统戏曲突围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然而,传统戏曲各曲种的诸种探索又有多少是茫无端绪,不得要领?专家认为,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2017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2016年度十大重点扶持剧目” ,并已在全国上演了160多场的晋剧《布衣于成龙》虽非无可挑剔,亦不乏可提升空间,却有诸多值得称道和借鉴之处。
  “现在有些戏曲的创新我接受不了,比如在内容上,有人写历史剧不是尊重历史前提下的创新出新,而是在修改历史;舞台呈现上,戏曲写意性的美感在大量写实布景中不见踪影;还有的导演,让戏曲满台都是人,主角显不出来,这还是戏曲吗?还有唱腔,很多所谓的创新把剧种本色丢了,这种创新已经走上歧路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直言不讳当下戏曲“创新”的诸多问题,并以此比照《布衣于成龙》剧本的文学性,舞台呈现的戏曲化,以及演员表演的美学意蕴等方面的难能可贵。尤其指出该剧作为历史题材戏所体现出的强烈的当代意识。“对于廉吏于成龙,我特别怕这个戏写成反腐倡廉戏,但没有,写的是一个人,把历史与当代结合起来,许多唱段总响起掌声,那是因为让观众想到了今天的现实,如果没有这样的当代意识,怎么让古老的戏曲抓到今天的观众?所以编剧不是思想家但要有思想家的深邃目光,不是社会学家但要有社会学家看人生看历史看当代的视角,不是诗人但要有诗人激动人心的诗情,这样才能写出激动人心的戏。 ”
  立足史实,烛照现实是当代历史剧优秀的美学传统,亦是创作成功的关键。而面对这一题材,电视剧《于成龙》早已深入人心,尚长荣领衔主演的京剧《廉吏于成龙》珠玉在前,有着“天下廉吏第一”美誉的于成龙似已在诸种艺术形式演绎中成为一个相对固化的文化符号,如何“破题”难度不言而喻。与郭启宏、魏明伦并称为中国戏曲编剧的“三驾马车”的郑怀兴在该剧的创作中,没有塑造为官的于成龙,而是智慧地择取其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任知府时因建造浮桥被洪水冲垮而被革职为民后,退隐返乡却临危受命,前往黄州平“东山之乱” ,在是剿是抚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冲突中,巧治酷吏、智安招抚等事件,塑造了于成龙忧国忧民、敢于担当、心系百姓、德能兼备的古代士大夫形象,寻求历史人物士子精神的当代回响,这种历史书写与现实关怀合而为一的努力让专家们殊为肯定。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看这出戏?因为剧中对反腐倡廉、基层社会治理、政府信任危机、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等当今现实同样存在的问题都有所回应,这就做到了‘阐旧邦以辅新命’ ,以晋剧这一旧的传统艺术形式与历史题材辅佐新的使命与主题,值得其他戏曲借鉴。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如是肯定了该剧的创新尝试。并指出该剧其他可圈可点之处:“极高明而道中庸” ,通过主人公以民为主的家国情怀达到“外王”的思想高度,又以传统知识分子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选择达到“内圣”的深度,但同时以既有意义也有意思、既讲天理又讲人心,达到中庸境界;“纳新技以襄人文” ,运用新的技术技巧和多种艺术手段创新融合的艺术形式,襄助人文精神表达;“传古当如古” ,即保留了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化等简约而不简单的传统形式,且唱词雅致高古,主角儿唱腔激越又婉转,圆润又圆满,入耳入心;“传人以传道” ,如古人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晋剧艺术与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如何传承创新关键在于人,该剧正是由好的剧作家和好的“角儿”得以成就。
  文化评论家解玺璋看到的是面对传统应有的态度。他指出,当下的戏曲创新通常有三种对待传统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抛弃传统,另起炉灶;激活传统,老树新枝;改造传统,为我所用。而该剧正是本着对传统怀有尊重敬畏之心的第二种态度创作的。在他看来,认知晋剧传统并了解自身是创新的前提和关键。“晋剧是不断变化、改革、进步的。声腔是戏曲的名片,晋剧的唱腔发展要恢复和追寻具有阳刚高亢之气的蒲剧传统,这是晋剧向前发展的方向,但又不可能完全回到蒲剧的风格,而是要吸收今天的音乐旋律,这其中的分寸拿捏,以及表演的气、声、字、腔的运用给晋剧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谢涛作为领军人物,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在声腔处理上有很多新的体验和创造,所以才让人听着过瘾、顺畅。 ”
  以自己成为家里最后的戏剧爱好者为例直面当下戏曲观众断代现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从大文化的视野提出“今天的戏曲怎么办”这一严峻课题。他指出,“今天要有超越前辈的信念,戏曲前辈是我们的偶像,但我们要打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戏曲过去就是靠明星制,谢涛这样的演员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偶像,应该朝着怎么让她从晋剧明星成为全国的文化偶像去打造。戏曲界如果没有一批新明星出现,是无法谈戏曲振兴的。 ”同时吴思敬认为,戏曲改革应以一定程度减少方言障碍等方式面向全国观众。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蒋一民则指出,面对今天的观众应调整普及和提高的理论关系,推动地方戏曲向高雅化发展,因此该剧通过二度创作带动一个剧种,并突破了地方剧种创新的意义,为地方戏曲和传统艺术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
  关怀到中国文化命运的大问题
  “昔日云随风出岫,今朝举水泛归舟。一己沉浮岂在意,去留从来不强求。出仕虽能济黔首,布衣亦可为国谋。问吾此时何所想?君子进退总怀忧……”正如剧中于成龙的唱词透露出的儒风道骨、君子气象,“文华表演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谢涛以女老生清瘦单薄身形难掩的铮铮铁骨,将从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士子的人格精神传递出来,亦使戏剧散发出了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相交融的文人戏品格,这或许是该剧另一种文化态度与现实关怀。
  “今天的观众在变化,受教育的观众越来越多,对戏曲的要求不同了,我们重新面对知识分子戏剧,它会对中国戏曲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创新性实践是郑怀兴老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现在城市化社会知识分子戏曲的发展方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同许多专家一样对该剧仍有不满足之处,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庆梅颇为看重作为传统文人戏的当代样式,该剧在当下语境中可以生成的意义。
  “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文化追求、深厚的美学内蕴” ,《中国文化报》评论部主任杨晓华直言被该剧所感动的理由,并纵向延展审视由谢涛主演的系列创作的精神诉求。在他看来,从《范进中举》 《傅山进京》再到《布衣于成龙》 ,三部剧皆以近代为着眼点,在舞台上构筑了一个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道德品格、价值选择的历史长廊。“一种戏曲艺术,如此系列地塑造艺术形象,为中华知识分子塑形塑魂,不啻为一种文化现象,代表中国戏曲创新的一个范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
  或许确如杨晓华所言,如果说《范进中举》以游离于政权之外,渴望入仕的某种文人价值取向来引发人文思考,如果说《傅山进京》在王族与士子、政治与文化之间矛盾纠缠所形成的两种精神向度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气节风骨,那么《布衣于成龙》在“借事明义”中期待的也许是向文人内在价值选择纵深挖掘,在这里,“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已非与知识分子的“达”“穷”简单对应,而是将士大夫“至人无己” ,“穷”亦心怀天下的高迈人格彰显和强化出来。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主编唐凌指出,“该剧中,中国文人困顿不得志的时候也在为兼济天下努力,一旦有机会可能以命相抵,这是对中国文人‘穷’‘达’更深更新一层的表达。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同样将《傅山进京》与《布衣于成龙》对读互视,指出两部戏的代表性及创造性。在他看来,两部戏都选择明清之际、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选择大节的问题,且皆发掘山西乡邦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地方文化象征性精神传承。两部戏的最大特点是,都从伦理关系、价值选择出发,完成了从“做人”到“做事”的艺术表达。在复杂的矛盾中,傅山面临族群认同、家国认同,从礼义廉耻上升到国族大节,完成了正反合,在大的价值考验中超越升华了,解决了中华文化中“做人”的问题。到于成龙则回到中华文化另一个基本问题—— “做事”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布衣情怀,该剧超越传统戏曲原有的简单善恶伦理框架,从于成龙面对叛乱民变,剿抚之争的价值选择复杂性事件中,探寻更深层次的社会认同,同样达到了正反合。“从如何做人到如何做事,这两部戏达到了现代人重新解释历史,直探中华文化根源,表现出现代戏曲的深度,关怀关切到中华文化命运的大问题,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在传承山西文脉基础上实现中华传统精神的人文关怀。 ”
    作者:本报记者 乔燕冰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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